二、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可行性:历史积淀与现实基础
东北亚区域文化认同的可行性,可综合本区域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层面的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来考量。
东北亚区域的文化现实虽多元而复杂,区域内各国却存在着诸多文化共性或趋同性,这就为东北亚区域文化的认同心理提供了多种可能。从文化的自然属性看,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国地区、俄罗斯地区及蒙古皆以大陆性文化为主,朝鲜与韩国属于半岛性文化(即半陆地、半海洋),日本则属于纯粹的海洋性文化。这三种自然形成的文化虽各有其突出的自然禀性,如大陆性文化的“守成”、海洋性文化的“扩张”、半岛性文化的“既守成又扩张”等集体无意识心理,但这恰恰是东北亚区域深层合作的可能所在,所谓“同则相斥,异则相吸”。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指出:当面对一种文明的文化霸权威胁时,不同文明之间更易于出现合作。他曾预言,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会越来越近。东北亚区域现今正面临着美国文化霸权的搅局,区域内各国的良性互动与合作也在悄然进行,能否最终形成巨大的合力值得期待。
如前所述,中国、朝鲜、韩国与日本作为东北亚区域的主导力量,在历史上都曾以儒家理念为主流的文化价值取向,和谐、包容的理念成为各自文化中的正能量,如今除朝鲜外虽都走上了多元文化共存的发展道路,但在各自的顶层文化设计中,儒家传统仍是核心要素之一。这就为构筑东北亚区域的文化认同心理奠定了历史基础。俄罗斯区域的文化传统虽有别于儒家价值体系,但二者在历史上并无本质冲突,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中更会有极大的合作空间。
从文化哲学层面看,东北亚区域文化哲学的价值诉求普遍以“和合”的诗性理念为旨归。“儒学本是中国的学问,但也早已走向世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 就中国而言,“和合”理念既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中国古代哲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仰观俯察的实践性认知方式体悟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和合化生原理,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孔子“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思想, 把带有诗性的“和合”之思作为主要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准则。不只是儒家,先秦时的道家、墨家与法家等也普遍认同“和合”的思想。 “和合”遂逐渐成为中国人把握宇宙、体悟人生的一种主要考量,逐渐积淀为中国人的一种基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准则。
就日本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后,“共生”理念在日本社会颇为盛行,日本社会所倡扬的“共生”思想,意在追求异质文化与思想的共存、共融,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益于社会进步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与文化。从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来看,这种“共生”思想与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和合思潮旨趣相承,三教和合的诉求在日本社会的古代、中世与近世相沿相续,它基本上围绕着四个重心而展开,即以神道为中心的神佛与神儒融合,以禅宗为中心的佛儒和合,以阳明学为中心的儒佛习合,以朱子学为中心的神、儒、佛汇通。所以,日本历史文化上持续良久的“三教和合”浪潮,既是日本当代“共生”原理的哲学基础,也是这种“共生”性的具体样式。当前,“共生”思想在“三教和合”的思维定势下,已渗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并逐渐衍生为日本社会的一种“共生”哲学。
就朝鲜半岛而言,“和合归一”的文化哲学诉求,深刻地影响着朝鲜半岛各个历史时期的的各种精神文化的内涵与形态。这种和合精神已逐渐积淀为民族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心理,呈示为一种精神原则,潜在地规约着民族文化哲学的总体面貌。新罗时期的崔致远曾言: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